请问出国留学后国内的户口和档案要怎么处理？

今天合力留学网小编整理了请问出国留学后国内的户口和档案要怎么处理？相关内容，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一起来看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请问出国留学后国内的户口和档案要怎么处理？
• 2、男友要出国留学两年，我该支持还是反对呢？
• 3、大学教授46岁辞职改当农场主

请问出国留学后国内的户口和档案要怎么处理？

留在原单位。

还没毕业，档案不可能提走；劳动合同，不同于大学生就业时候签的三方协议（学校，本人，公司三方签订，三方协议也具有法律效力），没有三方协议，就不可能给迁移户口以及档案；

三方就业协议随便什么时候签订都是到毕业之后才生效，拿报到证去单位报到之后失效。之前之后三方协议本质上看都是废纸。三方协议只是证明你去那公司就业，并不说明具体劳动合同内容，所以之后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即使不签订也不影响三方协议的效力。

公司没有保管权的可以把档案托管在人才市场（公司和个人都可以出面托管，公司托管必需征得本人同意）。

扩展资料：

出国留学的途径一般的说来就两种，一个是公费留学，就是国家或学校送你出国深造，还有一种就是自费留学。当然除了前面说的这两种以外还可以通过自己家的亲戚在国外的，也比较容易申请到国外的学校。下面就具体介绍下。自费留学

自费留学可以自己去申请国外的院校，也可以委托中介办理，还有一种比较特殊一些的，中介和国内的大学联合办理的留学，这个需要在国内读一段时间，再到国外读一段时间，常见的有1+3(也就是在国内读一年。

在国外读三年，这是本科的）2+2（国内国外各两年）3+1(这个比较少，但也有，在国内读三年，国外一年，个人觉得这样和没出国没啥区别，也就是通过国内大学和中介联合办的出国班。公费留学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学生档案

男友要出国留学两年，我该支持还是反对呢？

谢谢你的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能替你分析问题的旁观者,我还是先表明我的看法,就是支持他!!!其实开解你的心的理由你自己都已经说出来了,就不需要什么其他的理由了,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既然你已经认为他在国外不可能发展异国恋的话,那为何不支持他呢?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你们想见面的话随时都可以看见对方了,况且你说用分手来要挟他他也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的话,那他要去也是必然的了,你强留他只会伤了你们间的感情,其实你想想,两年而已,一眨眼就过了,很快的`舍不得当然会有,但是不会到没有他你会死掉的地步,不然那些送自己子女出国留学的父母不要全都死掉了?呵呵,你就放心让他去吧,俗话说"小别胜新婚"`~`你们情比金坚,两年后当你们再重聚的时候,感情肯定比现在更加好了``至于你说生孩子吧,你现在不也才26嘛?2年后,我算他3年``那你也才29,年龄不算大,而且正好是生育的年龄,现在的女的都不会想那么早要孩子的(我姐就是个例子,她说起码35才要孩子呢,那是题外话了,呵)~```反正要说的我都说了,该怎么办那是你自己的事咯`祝你们幸福,快乐!

大学教授46岁辞职改当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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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姜铭涛，59岁，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马拉松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山东农村走出国门，到加拿大读医学博士。九十年代，我又到美国读了博士后，并被一所大学聘为助理教授，过上了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体面中产生活。但实验室长年枯燥的科研工作，越来越让我身心疲惫，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抑郁。2009年，46岁的我选择结束科研工作，让下半生换一种活法。我办过球迷俱乐部，做过报社主编，还当过保险销售员，机缘巧合之下，我在美国买了片土地，最终成为一名农场主。我祖籍山东，1963年在威海乳山银滩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
大学教授46岁辞职改当农场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我一起看看吧。

这是《自拍》第345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我

姜铭涛/口述

墩墩/撰文

祖一飞/编辑

我叫姜铭涛（@美国花旗参农场主姜博），59岁，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马拉松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山东农村走出国门，到加拿大读医学博士。九十年代，我又到美国读了博士后，并被一所大学聘为助理教授，过上了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体面中产生活。

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来说，我好像是成功了，在象牙塔里爬了二十多年，终于变成家乡父老口中那个争气的孩子。但实验室长年枯燥的科研工作，越来越让我身心疲惫，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抑郁。

2009年，46岁的我选择结束科研工作，让下半生换一种活法。我办过球迷俱乐部，做过报社主编，还当过保险销售员，机缘巧合之下，我在美国买了片土地，最终成为一名农场主。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你一个学了20多年医的博士，不好好搞科研却跑去种地，到底咋想的？怎么说呢，用一句调侃的话就是“现在流的汗都是当初脑子进的水”。

当年我16岁上大学，选择学医本来就不是我的初衷，更多是为了出路而非基于兴趣。事实也证明，比起整天在实验室里摆弄一堆药品、试剂和瓶瓶罐罐，我更喜欢开着拖拉机在农场里劳动。

我祖籍山东，1963年在威海乳山银滩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我的父亲因为口才好，能写得一手好字，被选去支援建设大三线，从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身份。我的母亲是一个只上过几天识字班的农村妇女，种地的同时还要拉扯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个。粮食紧张的时候，她就想办法用地瓜叶、榆钱、槐花填饱我们姐弟几个的肚子。

我这人不算勤快，小时候尤其贪玩，但由于父亲常年不在家，我只能像个小大人一样跟着母亲去生产队干农活。冬天到大田里翻地、整平；春天到山坡上挖坑、种树；夏秋农忙季节帮着收庄稼、打场，上学路上我都背着个筐，沿路捡粪作肥料。

记得小学四年级参加麦收，我因为干活积极被生产队记了4工分，那会儿一个成年男劳力也才8工分。因为农活干得好经常别夸，我在种地这件事上找到了一种特别的价值感。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农村还在搞人民公社，学大寨，整天热热闹闹，乱乱哄哄的。学校对学习也不是特别重视，三天两头组织我们去参加劳动。有次劳动回来，班主任看着我满头大汗，就夸我“姜铭涛，你真是生产队长的好料子啊！”

后来我在美国农场里开着拖拉机干活的时候，一想到这儿就乐，我这不就是如老师当年所愿，当上生产队长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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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有一天我正在生产队的地里劳动，忽然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在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恍惚记得说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农、兵等都可以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什么的。同年冬天，乳山县要组建一个冲刺高考的重点班，我因为成绩好被选上了。

班里都是全县各个中学选拔上来的尖子生，第一次上英语课，有个县城的女同学上来就用英语来了个自我介绍，说“My name is XXX, I love 北京天安门!”什么的，说实话我根本不懂，但听着朗朗上口，羡慕得不得了。那时候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乡下孩子就是想学也没那条件。

由于基础相对较差，我开始拼命追赶。慢慢地，各科成绩越来越好，特别是语文和物理，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几次预考都是全班第一或第二。轮到高考的时候，我却出了个岔子。上考场前一天晚上，班主任老师看我没蚊帐就让我去他家睡，一换环境我更睡不着了，快天亮才眯着一会儿。上午第一门考数学，我脑袋昏沉沉的，试卷都没答完，最后只考了65分。

当年总分320分以上可以读全国重点本科，280分以上能选择省级本科。我总分306分，没落榜，却失去很多学校的选择机会。填志愿的时候，班主任跟我说，“铭涛你去学医吧”，我很无知地问，“大学里面还有医学院？”老师说：“嗯，有，你记性好适合学医，这个成绩就报咱省医学院吧。”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高考前，我一直想着自己物理好，也喜欢工科，本打算学个工程专业，以后当个无线电工程师什么的，学医绝对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个选项。我父亲觉得医生这个行业旱涝保收，稳当，也同意报这个。

在那个时候，能上大学的喜悦很快就冲淡了我无法选择工科的失落。再说，对一个16岁的农村孩子来说，比起出路，兴趣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之下，我报了山东医学院（现在的山东大学医学院），从此走上学医之路。

1979年，我来到了省会济南读大学。医学院本科阶段原本是五年制，我入学那年刚好赶上学校响应国家号召，要成立一个六年制的英语医学班。这次又把我选进去了，我很惊讶地问老师：我就考了35分，咋还选中我了呢？老师笑了一下，看着我说：不错啦，很多人才考了十几分。

看来不是我优秀，是其他人更差啊。后来进了英语医学班，我开始专攻英语及基础科目。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英语基础打得很扎实。我两次参加学校竞赛都名列前茅，还作为主持人组织了几期竞赛，语感越来越好。

相比英语，主攻的医学专业倒让我觉得少了很多乐趣。学医是个慢功夫活儿，本科阶段的医学知识重在打基础，有点偏文科性质，主要是记忆和理解。正如我高中班主任所说，我记忆力比较好，因此少了一些其他同学挑灯夜战的辛苦，也没有挂过科，但并不是真的喜欢这门学科。当时班里有位同学晕血，学校不得已同意他换了专业，这件事都让我羡慕了好久。

在英语医学班学了六年后，转眼要毕业了，我想着学好临床能进医院当医生，就报考了本校的临床研究生，开始专攻小儿科心脏病医学研究。

那时国内开始流行出国潮，我导师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回来的，在他的鼓励下，我于1987年参加了托福考试，打算为出国留学做准备。成绩出来我自己都吓坏了，满分670分，我考了650分，这个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1988年，我独自来到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开始攻读心脏生理学博士。初到异国他乡的新鲜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就觉得情绪低落，时不时有些压抑。一方面是异国他乡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是被当地的气候条件困扰。

出国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东，习惯了四季分明的季节，而安大略省在北纬43度，地理位置相当于东北，冬天非常漫长，甚至到了四月底还看不到春暖花开的迹象。

幸好太太在一年后也来了加拿大，她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研究生毕业前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她博士学校原本在美国，后来为了和我团聚转学到加拿大。1995年，我们一起完成了博士学业。毕业后我先在多伦多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太太则考下实习医师资格。

也可能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心理作怪，我内心有一种不到美国留学就没到顶的感觉。不久后，我争取到了去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做博士后的机会，觉得那边发展前景和待遇可能会更好一些。太太如果去美国做医生，机会也会更多一些。权衡之后，我们全家人告别加拿大，于1996年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

在威斯康星州大学做博士后期间，我成功拿到了美国心脏病基金会的基金，转到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当上助理教授，从事心脏保护研究。美国心血管研究领域的旗舰杂志叫《循环研究》，那十年时间，我先后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三篇文章。据说2005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老师如果能在这个杂志上发文章，一篇就能拿20万人民币的奖励。

后来我有一项研究成果被美国生理学会杂志采用， 并发社论称其为“里程碑发现”，认为我从理论上指出了线粒体离子通道对心肌保护理论的谬误。这项成果让我打破了对学术权威的迷信，却也因此感到一种失落。

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多少个日夜的煎熬。可能只有热情，才能忽略掉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投入和不对等收益之间的落差，才能克服科研中的那些沮丧时刻。对我而言，从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忽略掉了“兴趣”这个关键因素，可以说一直是在忍耐中前行。

美国助理教授的合同一般是一年一签，入职第二年开始，我的基础工资就按百分比减少，收入主要靠科研经费。这意味着我每年都必须做出点成绩来，压力就像山一样压在心里。除此以外，我还要经常参加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每年给研究生讲几次课，哪一件事我都不敢懈怠，即使下班回家，我大部分时间也是坐在电脑前忙碌，总感觉每天都在高负荷地运转。

每年到了一二月份，我都会出现季节性抑郁，坚持了几年，情绪越来越差，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后来检查发现是内分泌失调导致患上继发性低血糖，吃饭越吃越饿，情绪躁动不安，医生都建议我调养一段时间。

那阵子，我就在想要不要换个活法，真的不想生命再这么浪费了。太太看我这么痛苦，对我说，“既然做得那么不开心，那就不要做了嘛。”于是，我在2007年正式辞去大学教职，开始走出实验室尝试不同的工作，还经常组织华人社区的一些公益活动。

那年7月我看到中国球员易建联被雄鹿队选中，就在华人社区成立了“易建联球迷俱乐部”，因此认识了“姚明球迷俱乐部”的主席谢忠先生，后来他支持我做了华人报纸《密城时报》的主编。与此同时，我还做过一段时间保险投资，学会了与不同行业的人打交道，终于蜕掉了那层书生皮。

2009年，太太受聘到马拉松郡沃索市(Wausau)一家医院任主治医师，我们全家就一起搬过来了。沃索市(Wausau)是马拉松郡的县驻地，Wausau是印第安语，意思是“Far Away Place”（即遥远的地方）。最初是因为威斯康星河流经这里，吸引了早期移民来到这儿生活定居。这段一百多年的历史让我很受触动，美国这么肥沃的土地，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移民来开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做呢？

我经常和华人朋友开玩笑，你说咱们中国从800年前的明朝开始，郑和就已经七次下西洋，如果当时再大胆一些，说不定现在美国都说的是汉语，谁是“外乡人”还不一定呢！我想起老辈山东人“闯关东”谋生活的历史， 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我已经“下西洋”了，何不也在这边开疆拓土？

那段时间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我太太，她做主治医师后，在经济上给了我选择的机会，让我辞职后无需忧虑眼前的面包和牛奶，可以放开手脚去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刚到马拉松郡的时候，我经常到周边田间、山头去转转，闻着土地、森林和花草的芳香，越来越迷恋那种亲近大自然的感觉。

恰好那阵子在网上了解到蔬菜大棚，我就萌生了做日光大棚的想法，想学习中国东北的种菜经验，种点黄瓜、西红柿什么的。国内国外有些朋友知道我们搬到了马拉松郡，经常托我帮他们去买当地特产花旗参。我想它应该是个全球产业，反正都是种地，那不如直接种花旗参好了。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个道理我深有体会。在马拉松郡，花旗参大多都是家族性产业，种参的经验也是代代相传，一般不传给外人。何况我一个“外乡人”，想在白人农民为主的人参种植行业争一口饭吃，很难。

刚开始，我只做和花旗参有关的营销工作。即便如此，有这么一张华人面孔突然出现在当地的参农群体里，我经常能感受到一些好奇，甚至是异样的眼光。

有次我到参农合作社去拿货，走的时候把支票放在了经理办公桌上，可能他没有看到支票。本来这是个打电话问一下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他却直接发了一封措辞强烈的短信，说要通过律师诉讼我，让我感觉到了明显的敌意。

尽管初期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后来还是幸运地遇到了贵人，其中一位名叫大卫，他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位曾三次远赴中东前线的退役上校。大卫是猛客家族参场（Monk Garden）的第三代传人，他的家族来自英格兰，在马拉松郡种参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正是大卫的出现，才给我深入花旗参行业打开了一扇门。

我们认识之后越聊越投机，很快就开始谈合作。我利用国内同学、朋友大量的人脉资源，帮他们家参场打开了中国的销售市场，并且与国内一家著名的中医药馆达成合作意向，取得了商标授权。

那几年正赶上国内经济高速发展，花旗参市场也很火热。2009年在本地遇到一位国内商家的采购员，他说现在市场这么好，我们一起种植花旗参吧， 将来我买你的产品。就这样，我“以无知者无畏”的心态开始了创业之路。

从购买农场到学习开拖拉机、种植花旗参、管理农场，我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憧憬着从一介书生脱胎换骨为美国版的生产队长。对于我的选择，当时在朋友圈子里引起了一片哗然，有人为我点赞，也有人表示不解，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实验室坐了几十年，突然到田间地头忙活，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从整地、打桩、播种、拉遮阳棚到修理农具、拖拉机都得从头学起， 除了流汗，有时候还会流血。

每开辟一个新的基地，我都难免受点伤，半路出家的水平还赶不上美国农民的童子功。说实话我真不服，想当年十几岁的年纪就能顶半个男劳力，现在有什么不行的？

要说种参最辛苦的力气活，应该算是每年播种后搭遮阳棚的工作，每英亩地要打上168根15厘米粗的木桩，再用300多米长、总重达1吨的钢丝绳搭成架子，用来固定透光透雨的遮阳篷。一根木头50多斤重，都是我自己一趟一趟去扛。忙一天下来身体会很累，不过心情是非常舒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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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农业很多时候要靠天吃饭，种参也一样。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在朋友推荐下租了一片处女地，美国农业部的网站上显示这里的土壤性质是沙壤土，特别适合种花旗参，我就赶紧种上了。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发芽时，很多参苗根部都出现了黄色锈斑，说明这里的土壤条件很差。

按理说应该止损放弃，无奈第一年投入太大，我于心不忍就留下了参苗。第三年雪上加霜，遇到倒春寒天气，又冻死30%的参苗；第四年已经无法改变局面，只能想办法弥补损失，收获一部分有机参叶做茶，代价是收获的时候产量只有平常的1/3，可谓损失惨重。

那几年我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天天泡在地里风吹日晒，人也晒黑了不少，但我的心情和身体是越来越好。每天在农场里呼吸着土地的芬香，接触着本分的农民，在田野、山间和各地的花旗参商业圈出入，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色彩，抑郁情绪一去不返。

来自陌生人的帮助，也让我的心态变好了很多。和周围一些老参农交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原本大家怎么都不相信一个医学博士跑来种地当农民，肯定有什么企图吧？接触久了，他们发现我挺实在的，其实也是个像他们一样的大老粗，所以慢慢地都愿意帮我。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国内说的“有人情味儿”。

有一次我批发了8万美元的花旗参发到加州去，本来答应是一个月之后回款，后来对方没有及时回款，到交货款的时间我手头只有4万美元。仓库的老板就帮我垫了剩下的4万，避免了我发生违约，那会儿我才认识仓库老板三个多月，说明我们此前的合作经历让他对我很放心。

这些朋友和我之前在学术圈接触到的高知群体有所不同，不会张口就是学术，一聊就是理想。他们更加务实，更容易满足，所以快乐来很简单，相处起来完全不会有心理负担。

在我交往的本地朋友里，有一个叫Bob的“奇人”，他文化程度不高，主要从事养殖及狩猎、采参。刚认识的时候，他主动提出来要给我办公室装饰一个稀有的孔雀模型，令我很感动。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他养的孔雀被冻死了，不得已才做成模型找我这种人买单。后来我们成了密友，我经常拿这事调侃Bob，而他每年都给我带来熊肉还有貂皮、熊皮这些好货。

从Bob身上，我见识了美国农民的精明能干，也学到了很多生活知识。有次Bob看见我那辆车刹车有偏差，二话不说直接爬到车底，用一枚钉子就解决了一侧液压漏油的问题，看得我这书生目瞪口呆。这些实用的生活技能，都是我过去在实验室里不可能学到的。

平时除了待在农场，我还经常参加当地的各种野外活动，比如每年9月1日开始的野山参采集季，很多周边的农民都会进山采参，我也不例外。在美国，各州及联邦法律规定对进山采参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会规定多少大小的不准采集；所有采到的参都不能私人买卖，必须由经纪人收货并注册认证。

看似不起眼的采参活动，实则有可能丢了性命，因为美国法律规定，除了国家森林与公园之外的地方都不准采集，私人领地同样不许进入。曾经有两兄弟进山采参后失踪，我们猜测有很大可能是跑到他人领地偷参被打死了。

为了安全起见，每次进山我都会雇一位印第安人“老把头”做向导带我去，我称呼他“肯老大”。肯老大除了做向导，还是一位艺术家，人活得非常洒脱，从不攒钱，导致经常入不敷出。离婚后他因为付不起孩子抚养费三次被投进监狱，每次这家伙都写信向我求助。今年7月，我又去监狱帮他付了967美元的费用，还帮他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

到了冬季，我所在的威斯康星州还会举行为期十天的猎枪狩鹿季节，这是当地持续了百年的一项传统，一般都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爷爷、爸爸负责给儿孙传授狩猎技巧。根据州自然资源厅发布的数据，威斯康星大约两三百万头鹿，预计每年有20万头左右的鹿允许被合法狩猎，以维持生态平衡。

为了能近距离体验狩猎活动，我也申请过狩鹿执照，并且接受了几个小时的枪支使用和安全教程培训。那天不到凌晨6点就起床出发，还要按规定穿上醒目的荧光橙色外套，防止被其他猎手当成鹿误伤。

鹿的嗅觉很灵敏，我头天晚上洗澡都特意没用沐浴露，就怕第二天被鹿闻到吓跑，可惜还是空手而归。之后几年我又试过很多次，经验多了，也会有一些不走运的鹿撞到我枪口下，那种“老猎手”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除了参加这些户外活动，我还在坚持做公益。2017年，参场种植完还余了不少种子，我想不如把剩下的种子都送给大家吧。美国各地其实有很多贫困山民是买不起种子的，有的连银行户头都没有。那年我一共送出去价值近10万人民币的种子，帮助到几百户山民。

过去五年，我又免费向上千山民发放了1200万粒花旗参种子，按照十年之后10%的生存率粗略计算，将来至少可以带来大概500万美元的收益。

这些种子可以继续繁殖，不断繁殖，影响未来几代人。有个山民很认真地跟我说，“铭博（Dr. Ming）啊，将来我的孙子来找你的孙子卖野山参好不好啊？”，说完大家都开心大笑。别说，或许几十年后这个愿景还真能实现。

美国流行一个词儿叫“红脖子”，它是形容那些脖子被太阳晒得通红的白人农民，有种大老粗的意味在里面。现在我就是一个典型的“黄脖子”，生活简单，也算在喜欢的领域做出了一些成果。最早我只有两万美金起始资金和一把铁锨，如今发展出了5个种植基地、1个加工厂，还有自己的花旗参品牌。

种参的人都知道，人参味苦，通常三年开花，五六年才能结果，开花容易结果难。人生亦如人参，或是厚积薄发或是劫后余生，总要深深地扎根下去，经历那些难熬的日子，才能真正体会到结果的快乐。

有句话叫“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能做喜欢的事情，同时有余力可以回馈社会，这些都让我觉得非常满足。我很庆幸自己在13年前选择走出书斋，回归自然。这场寻根之旅让我开垦出了一片天地，找到了自己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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